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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啟功自述我是怎樣成為“右派”的

    放大字體  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:2015-11-06  作者:shunzi  瀏覽次數:36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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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但我深知我的情況不同于他們。當時我老伴也時常為這件事傷心哭泣,我就這樣勸慰她:“算了,咱們也談不上冤枉。咱們是封建余孽,你想,資產階級都要革咱們的命,更不用說要革資產階級命的無產階級了,現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,不抓咱們抓誰?咱們能成‘左派’嗎?既然不是‘左派’,可不就是右派嗎?  

    1957年北師大由陳校長親自主持評議新增教授人選。我在輔仁和師大干了這么多年,又是陳校長親自提拔上來的,現在又由陳校長親自主持會議,大家看著陳校長的面子也會投我一票。那天散會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樂系的鋼琴教授老志誠先生,他主動和我打招呼:“祝賀你,百分之百地通過,贊成你任教授?!蔽耶斎缓芨吲d,但好景不長,教授的位置還沒坐熱,就趕上反右斗爭,我被劃為右派,教授也被黜免,落一個降級使用,繼續當我的副教授,工資也降了級。說起我這個右派,還有些特殊之處。我是1958年被補劃為右派的,而且劃定單位也不是我關系所在的北京師范大學,而是中國院。而且別的右派大都有“言論”現行,即響應黨“大鳴大放”的號召,給黨提意見,說了些什么。我是全沒有。事情的經歷和其中的原委是這樣的:


    我對繪畫的愛好始終癡心不改,在解放前后,我的繪畫水平達到了有生以來的最高水平,在國畫界已經產生了相當的影響。解放后的前幾年文化藝術還有一些發展的空間,我的繪畫事業也在不斷前進。比如在1951~1952年期間,文化部還在北海公園的漪瀾堂舉辦過中國畫畫展,我拿出了四幅我最得意的作品參展。展覽后,這些畫也沒再發還作者,等于由文化部“收購”,據說后來“文化大革命”時,不知被什么人抄走都賣給了日本人。文革后,又不斷被國人買回,有一張是我最用心的作品,被人買回后,還找到我,讓我題詞,看著這樣一張最心愛的作品毫無代價地就成了別人的收藏品,我心里真有些惋惜,但我還是給他題了。在事業比較順利的時候,心情自然愉快,我和當時的許多畫界的朋友關系都很好。


    后來繪畫界準備成立全國性的專業組織——中國畫院,要組織這樣一個有權威、有影響的組織,必須由一個大家都認可的人物來出面,很多人想到了著名學者、書畫家葉公綽先生。此事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支持。當時葉公綽先生住在香港,周總理親自給他寫信,邀請他回來主持此事。葉先生被周總理的信任所感動,慨然應允?;貋砗?,自然成為畫院院長的最熱門人選。葉先生是陳校長的老朋友,我自然也和他很熟識,而且有些私交。如當我母親去世時,我到南城的一家店去為母親買裝裹(入殮所穿之衣),路過榮寶齋,見到葉先生,他看我很傷心,問我怎么回事,我和他說起了我的不幸身世以及我們孤兒寡母的艱辛,他安慰我說:“我也是孤兒?!边呎f邊流下熱淚,令我至今都很感動。又如他向別人介紹我時曾夸獎說:“貴胄天湟之后常出一些聰明絕代人才?!彼猿忻伤男湃?,有些事就交給我辦,比如到上海去考察上海畫院的有關情況和經驗,以便更好地籌辦中國畫院,為此我真的到上海一帶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,取得了很多經驗。這樣,在別人眼里我自然成了葉先生的紅人。但這種情況卻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。當時在美術界還有一位先生,他是黨內的,掌有一定的實權,他當然不希望葉先生回來主持畫院,深知葉先生在美術界享有崇高的聲望,他一回來,大家一定都會站在他那一邊,自己的權勢必定會受到很大的傷害;而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,就必須借這場反右運動把葉先生打倒。而在這位先生眼中,我屬于葉先生的死黨,所以要打倒葉先生必須一并打倒我,而通過打倒葉先生周圍的人也才能羅織罪名最終打倒他。于是我成了必然的犧牲品。但把一個人打成右派,總要找點理由和借口,但凡了解一點我的人都知道,我是不會在所謂給黨提意見的會上提什么意見的,不用說給黨提意見了,就是給朋友,我也不會提什么意見。但怎么找借口呢?正應了經過千錘百煉考驗的那條古訓:“欲加之罪,何患無辭”?經過多方搜集挖掘,終于找到了這樣一條罪狀:我曾稱贊過畫家徐燕蓀的畫有個性風格,并引用了“春色滿園關不住,一枝紅杏出墻來”的詩句來形容稱贊他代表的這一派畫風在新時代中會有新希望。于是他們就根據這句話無限上綱,說我不滿當時的大好形勢,意欲脫離黨的領導,大搞個人主義。當時的批判會是在朝陽門內文化部禮堂舉行的,那次會后我被正式打成右派。葉公綽先生,還有我稱贊過的徐燕蓀先生當然也都按既定方針打成右派,可謂一網打盡。至于他們二人打成右派的具體經過和理由我不太清楚,不好妄加說明,但我自己確是那位先生親自過問、親自操辦的。當然這場運動勝利之后,他在美術界的地位更炙手可熱,呼風喚雨了。




    我也記不清是哪年,大約過了一兩年,我的右派帽子又摘掉了。我之所以記不清,是因為沒有一個很明確鄭重的手續正式宣布這件事,而且當時是在畫院戴的,在師大摘,師大也說不清是怎么回事,總之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,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帽子。當時政策規定,對有些摘帽的人不叫現行右派分子了,而叫“摘帽右派”——其實,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右派。我雖然沒有這個正式名稱,但群眾哪分得清誰屬于正式的“摘帽右派”,誰不屬于“摘帽右派”?當時對“摘帽右派”有這樣一句非常經典的話,叫“帽子拿在群眾手中”——不老實隨時可以給你再戴上。我十分清楚這一點,日久天長就成了口頭語。比如冬天出門找帽子戴,如發現是別人替我拿著,我會馬上脫口而出:


    “帽子拿在群眾手中”;如自己取來帽子,馬上會脫口而出:“帽子拿在自己手中”。不管拿在誰的手中,反正隨時有重新被扣上的危險,能不如履薄冰,如臨深淵,戰戰兢兢嗎?日久天長,熟悉我的人都知道這個典故,冬天出門前,都詢問:“帽子拿在誰的手中?”或者我自己回答:“帽子拿在自己手中呢?!被蛘邉e人回答:“帽子拿在群眾手中呢?!?/p>


    有人常問我:“你這么老實,沒有一句言論,沒有一句不滿,竟被打成右派,覺得冤枉不冤枉?”說實在的,我雖然深知當右派的滋味,但并沒有特別冤枉的想法。我和有些人不同,他們可能有過一段光榮的“革命史”,自認為是“革命者”,完全是本著良好愿望,站在革命的或積極要求進步的立場上,響應黨的號召,向黨建言獻策的,很多人都是想“撫順鱗”的,一旦被加上“批逆鱗”的罪名,他們當然想不通。但我深知我的情況不同于他們。當時我老伴也時常為這件事傷心哭泣,我就這樣勸慰她:“算了,咱們也談不上冤枉。咱們是封建余孽,你想,資產階級都要革咱們的命,更不用說要革資產階級命的無產階級了,現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,不抓咱們抓誰?咱們能成‘左派’嗎?既然不是‘左派’,可不就是右派嗎?幸好母親她們剛去世,要不然讓她們知道了還不知要為我怎么操心牽掛、擔驚受怕呢?”這里雖有勸慰的成分,但確是實情,說穿了,就是這么回事,沒有什么可冤枉的,沒有什么可奇怪的。我老伴非常通情達理,不但不埋怨我,而且踏下心來和我共渡難關。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后,撥亂反正,我的右派才算徹底、正式平反。我當時住在小乘巷的斗室里,系總支書記劉模到我家宣讀了正式決定,摘掉右派帽子,取消原來的不實結論。我當時寫下了幾句話,表達了一下我的感想,其中有“至誠感戴對我的教育和鼓勵”。在一般人看來,既然徹底平反,正式明確原來的右派是不實之詞,那還有什么教育可談?所以他還問我這句是什么意思,以為我是在諷刺。其實,我一點諷刺的意思也沒有,這確實是我的心里話:從今我更要處處小心,這不就是對我的教育嗎?而令我奇怪的是,摘帽之后,那位給我戴帽的先生好像沒事人一樣,照樣和我寒暄周旋,真稱得上“翻手為云覆手雨”,“宰相肚里能撐船”了。


    要說右派的故事,還要屬葉公綽先生。他可是真冤啊。我當時是個無名小卒,但他是大名鼎鼎的社會名流,又是受周總理親自邀請真心誠意地抱著報效國家的愿望回來的,但回來沒落個別的,卻落個右派,怎么能不冤?他也到處申訴。怎么向別人申訴我不知道,但通過陳校長我卻知道。他和陳校長是多年的至交,在輔仁時期即過往甚密,打成右派后,他給陳校長寫了很多信,既有申明,又有訴苦,極力表白自己不是右派,并想通過陳校長的威望告白當局和大家。陳校長也真夠仗義執言,冒著為右派鳴冤叫屈的危險,竟把這些信交到中央,至于是交給周總理還是其他人,我就不知道了。后來也就摘帽了,繼續讓他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。葉先生的高明在于他善于汲取教訓。毛主席曾給他親筆寫過大幅橫披的《沁園春·雪》,從此他把它掛在堂屋的正墻上,上面再懸掛著毛主席像。毛主席還給葉先生寫過很多親筆信,葉先生把它們分別放在最貴重的箱子或抽屜的最上面,作為“鎮箱之寶”。后來,更厲害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時,紅衛兵前來抄家,打開一個箱子,看到上面有一封毛主席的親筆

    信,再打開另一個箱子,看到上面又有一封毛主席的親筆信,不知這位有什么來頭,不敢貿然行事,只好悻悻而去。也憑著他的信多,換了別人還是不行。


    以往我遭受挫折的時候陳校長都幫助了我,援救了我,但這次政治運動中他想再“護犢子”似的護著我也不成了??申愋iL此時的關心更使我感動。一次他去逛琉璃廠發現我收藏的明、清字畫都流入那里的字畫店,知道我一定是生活困難,才把這些心愛的收藏賣掉,于是他不但不再開玩笑地說:“這是給我買的嗎?”從我這兒小小不然地“掠”走一些字畫,而是出錢買下了這些字畫,并立即派秘書來看望我,詢問我的生活情況,還送來一百元錢。這在精神上給了我很大的安慰,再加上親人、朋友的幫助,我才在逆境中鼓起繼續生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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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摘自:《書摘》2005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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